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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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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简介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 史书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榖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榖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编辑本段品读方法

  《春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春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春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深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深也!因此一叹。

作品性质
史书史书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写作动机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相关评论

  《春秋》大义”并非“史义”。史学作品不仅应记载事实还要展示作者的思想,这是历史上多数学者都赞同的看法。但史学思想源于史实,且不能脱离史实而独存,这点即使极端如克罗齐、科林伍德者也不曾否认。《春秋》大义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只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已:“《春秋》系以先王之志,亦即是以政治的理想为归趋;但乃随史实之曲折而见,故谓之‘志而晦’”,“孔子因乐尧舜之道(‘先王之志’),以尧舜之道为基准,是非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作拨乱反正的凭借”。《春秋》大义源于作者的政治观,而历史思想来自史家对史实的思考,足见两者根本不同。不幸的是,有学者将《春秋》的“微言大义”与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相提并论,或以之为早期史家主体意识的嚆失而予以表彰,或以之为古代刀笔吏史学的首恶而大加贬斥。实则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以褒贬、曲笔为形式的“春秋笔法”正是《春秋》微言大义之所系,去此则大义不存。至于效法《春秋》任情褒贬,当受其批评的无疑应当是后世的误解者,又岂能以此归咎于《春秋》及其作者?

  首先,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调和说”视为对顾、钱等人观点的修正也未尝不可。其次,认为《春秋》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孔子则是中国的“史学之父”或“史学之祖”。有学者认为:正如希罗多德是希腊史学之父一样,孔子是中国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正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是世界上最早的历史专著。有学者则说:“当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写出他的《希波战争史》时,中国的史学之父孔子的《春秋》已经问世30多年了。”还有学者主张:“我国学术界曾把司马迁誉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父’,我认为孔子可称为中国古代史学之祖。”实际上,凡此种种说法中无不充斥着误解,只可惜学者的理性每每为热情所蒙蔽,以致陷入为古人争讼的怪圈而习焉不察。再者,“调和论”者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不仅存在,同时正是《春秋》之所以为史学著作的关键。有作者这样评论说:“孔子对于历史编年的革新,即赋予历史记录之中以褒贬的历史评判,使历史记录具备了崭新的姿态。《春秋》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而不再是历史记录,孔子因此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实际上,论者之所以将《春秋》的微言大义解释为“史义”,乃是源于对近代西方史家关于史学著作应表现作者思想这一观点的误解。

作品价值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遗憾的是,多数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春秋》的重要史料价值保持着令人吃惊的冷漠。单就对孔子思想的研究而言,若干年来人们始终局限于一部《论语》而已,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建国以来,关于讨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文字,见诸报刊的,迄今不下八百篇。撇去十年动乱期间所谓‘批儒评法’的渣滓,可作为研究史资料留存的,大约有四五百篇。那中间的见解,色彩各异,精当与否,姑且不论,但如说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今本《论语》一书,也许不会被斥为无稽之谈。”针对这样一种普遍蔓延的奇怪现象,论者意识到:“倘说要谈孔子其人其学,《论语》是唯一可信可据的材料,此外诸书都不足征,那就成问题了。”超出《论语》研究孔子及其思想,首当其冲的是利用《春秋》,恐怕是论者上述这段话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再者,《春秋》是政治学著作,它的政治思想通过今文经学家的解说而得以体现,但由于误解了《春秋》的性质,现代学者对今文经的学术价值始终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公羊学、榖梁学甚至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无人问津的领域,治先秦史而不读《公羊传》,这在今天的学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不可思议之事,而研究今文经学反被目为惊世骇俗之举。当今学者蒋庆曾就此批评道:“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蒋氏的复兴儒学之议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作为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今文经学无疑应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则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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